于莺 跳出体制这一年
(Jul 21, 2014)  于莺 1974 年出生，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2013 年，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近日，与北京某民营医院合作，开始创办综合门诊。她的去职对医生群体震动巨大。有人为她离开公立医院的庇护感到惋惜，她却说：「发现世界一下变得宽阔：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多。」其实，她内心已有想法：开办一家自己的全科诊所。
从前往台湾考察全科模式，熟悉法规政策，跑很多城市选址、到递交材料给相关部门，折腾了一年的女超人感慨：「在当下，一切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出台政策，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但现实状况之复杂，让这些鼓励显得苍白。
独立开办一个全科诊所
从协和医院离职后，她曾在脑子里无数遍勾画诊所的样子：在小区门口，开一个二百平米的，找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为她所在的通州梨园地区老百姓服务。这个目标其实是延续了她一贯想表达的理念：什么样的医疗能真正帮到人。
「有些制度已经僵化了。」这种规定让于莺觉得沮丧，同样沮丧的，还有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后，于莺花了 6 年升到主治医生，由于医院扩建，她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 400 多位病人，平均每名医生每天要看 40 位病人。「一个夜班，从下午 4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 8 点，像我这样 30 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她曾抱怨。「于莺你干急诊，插管插得再熟练，最后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协和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老主任马遂的话毫不留情。
做全科大夫
「急诊是面对一个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医疗则面对一个人没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时的预防、治疗，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是将来的方向。」马遂劝她。这场谈话让于莺不置可否，「我的脑子里没有全科的概念。」于莺道。
但当她辞职后，把整个线串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她选择先去看看台湾的全科模式，再回来办自己的私人诊所。
去台湾 学习全科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肾衰的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台湾私立医院在医疗界占比已达 90% 以上。而这些年，台湾医疗改革的经验也被认可，能为大陆的医改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一个岛屿的全科医疗是如何做到很好的？这是于莺希望通过这次海岛之行解答的疑题。「我去台湾不是学治病，是去学习他们的整套流程和机制。」
去当地医院报到的第一天，医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确地说，医院哪里可以拍照，哪里拍照必须把人脸打上马赛克，这让于莺感受到台湾对待患者隐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诊中心，于莺都要穿过急诊，那里的门口永远都摆着一排空的平车和轮椅，由义工分配给需要的病人，急诊主任趴在放置了近百张平车的急诊科写病程，规模之大让于莺惊叹。
上世纪 70 年代，在台湾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遍布，同样存在医疗资源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等问题。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始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医疗行业。
在台湾的三个月，于莺辗转多家医院，也曾跟随当地医生外出巡诊，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肾衰的阿伯。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这是台湾健保模式里的服务，每年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申请者，医生将定期巡视重病患者，上门服务。
阿伯家附近（鄉村）卫生所的负责人和于莺聊了很久，大意是他们也可以给阿伯做透析，但是大医院服务太好了，他们还没有和病人说好，对方已经派车接送了。
「在争夺患者、客户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务做到位。医疗资源很丰富，而且是多层的。」于莺感慨。当地私人诊所医生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她去南投信义乡参观的私人诊所，医生每周工作 54 小时，月收入能有 七八十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14 万至 16 万），比在城里工作的医生还高。
私人诊所的幻灭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
台湾之行归来，于莺更加坚定开办私人诊所的想法；但直到加入这家民营医院后，于莺才如愿以偿。
5 月中旬，去诊所的选址实地测量前，她发了条微博：「想象未来的诊所会是什么样子？咖啡馆风格？美式乡村风格？地中海风格？别瞎想了，不管怎样，光线照明，空气流通，动线路径，流程合理才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审批不可想象之難
那时于莺就选定的地址向辖区卫生局递交了材料，被直接拒绝。理由简单，没有规划——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
她回过神，从卫生局的官网上下载相关材料，才了解到要开一个私人诊所，第一步就是得有规划。只能在五环外开诊所？这让于莺难以想象。再次是审批难。一家诊所，如果开在居民楼的底商，那得需要楼上所有住户和旁边的底商同意，只要一家说了 NO，就无法获得审批。
于莺了解到，控制审批是因为私人诊所很难管理，更多的小诊所根本没执照。「真正想开诊所的人开不了，胆大心黑的人就开了黑诊所，就能挣到钱。」这让于莺不解。
去年 8 月，于莺和同样跳出公立医院的医生张强，在上海参观一家即将开张的私立医院，隔着马路就看见挂在医院门口的横幅：「欢迎于莺、张强大夫莅临考察，共同开创中国医疗改革的新局面」。而实际状况是，没「改革」呢，于莺自己的事儿好像也要「歇菜」了。「当你开始想开诊所，到一步步去实施，去做经营分析、盈利规划时，你会发现，这里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于莺说。
三月份吐槽后，于莺休了一个月，每天找各个圈子的朋友聊。「他们都觉得私人诊所很好，但阻力很大。有人泼过冷水，干吗花费力气在这上，先找工作，等政策松动了再说」。有人劝于莺去「活动活动」，被她拒绝：「我特别不擅长跟领导打交道，尤其跟政府机关领导打交道。」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
「大背心裤衩的工头生涯」終於开始
于莺：「公立三甲医院主治医生的身份，对我来说，正面看可能是一个光环，背后看是一个枷锁，紧箍咒。」「医者需要一点点信仰，对医疗品质、医疗服务这些问题的认同一定要达成三观一致。」
新诊所終於有了譜，于莺忙碌异常。她闲暇时会想：假如没有微博，假如「超人于」不是幸运地在网上走红，假如她没有被赋予「改革急先锋」的角色，今天她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于莺 跳出体制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