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 17, 2014, 北京）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在线问诊模式对患者而言其价值是肯定的。在美国提供在线问诊服务的数字医疗公司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盈利模式。然而从医疗体系设置和政策规定上，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很大。在受到更严格限制的中国医疗体系中，在线问诊的模式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发展不易，近十年看不到曙光。

非医疗机构遭限制

2014 年 9 月 1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首次明确了远程医疗服务的定义和内容：指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现今的几个主要的在线问诊平台都是互联网公司而非医疗机构，是不能提供医疗服务，而仅为「健康咨询服务」而非医疗服务。

美国可以从诊断到处方到拿药全流程的在线问诊服务，而中国做不到。

玩文字游戏勉强混过去 长远总是不保险

现行政策恐怕也不否允许开办一家纯网络医院，而纯网络医院也缺乏营运成功机会。为了运行在线问诊平台要投资一家实体医院代价是否有些高？

互联网医疗当然还有诸多借壳办法，例如找一家民营医院入股合并，或者作为特需加盟机构嫁接公立医院。但是要注意的是，走这条路仍旧要面对《意见》中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只能为本医院的患者服务，也就是说其医生资源仅限于使用自己医院内的医生。在规模上仍旧会很受限制，除非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能放开。

医疗机构线问诊部 收益有限

互联网医疗可以坚持扮演好软件公司的角色，作为技术合作方与医疗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线问诊平台作为技术承包方，不再直接面对患者，而是成为幕后技术支持方。这个思路下，在线问诊公司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合作，并有可能走通视频方式和处方环节。这条路的关键点是医疗机构自身有多大动力去推进自己的在线问诊部，也就是对院方的收益何在？从医院整体营收而言，恐怕仅沧海一粟。

互联网医疗受限於医生自由执业未放开

因政策限制，中国医生如果不在其注册医院行医，则可能遭到处罚，绝大多数医生只能在公立医疗机构行医，接受固定报酬。因此医生如果通过在线问诊平台行医，也是违反规定的。当然如今大家称是在做健康咨询，而非行医问诊。

2009 年起，原卫生部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2011 年又发出通知《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2014 年 1 月，北京市卫生局起草了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新方案；因而，医生自由执业还是有望进一步放开的。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医生仍只能在公立医疗机构行医，接受固定报酬。因此医生如果通过在线问诊平台行医，也是违反规定的。当然如今大家称是在做健康咨询，而非行医问诊。

问诊费过低

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医生的收入基本来自问诊费，问诊费往往高达 50~200 美元。在线问诊平台减少了流程环节提升了效率，往往能提供给患者比去现场看医生更低的价格。低价优势更易吸引到某些用户，因此整个模式也稍易被推广和接受。

中国的医疗体系中 “医” 和 “药” 没有分开，医院的收益大多来自于 “药” 而非 “医”。因而，普通门诊费用非常低廉，通常只有十几元人民币。这么低的问诊费已经完全没有再压低的空间，无法给在线问诊平台上的患者提供价格上的利益，更无法以这样的问诊报价从医生方收取平台服务佣金。

随机看医生

西方国家大多有家庭医生制，普通疾病固定由某个医生来服务。尤其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有一个固定的医生能长期跟踪病情，提供更合适的治疗建议。在这种模式下，医生和特定病人之间的沟通往往更充分，使用在线平台作为沟通工具能提高效率，同时也不存在信任障碍。医生为了能令患者满意，继续固定在他的门诊就医，则会更有意愿与病人加强沟通，提高疗效。

而在中国，大多数患者看病都是随机的。挂号分到哪个医生就看哪个，即便是复诊很多时候都难以再找到之前做诊断的医生。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生们也是看一次算一次，过后就不再跟进，完全没有保持长期沟通的动机，对于疗效而言经手多个医生也无从做评定。

如果医生能相对固定，疗效的考核也更有依据，医生和院方对与病人充分沟通会更有意愿，在线问诊平台作为沟通工具的价值更能显现，将有利益驱动现有医疗机构与在线问诊平台的合作。改变这个现状，需要医疗机构能形成以患者为中心、以疗效为导向的经营思路，重新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的在线问诊模式不得不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当然未来的医改政策环境会不断演变，更应时刻观察风向，口袋要深，並着手非常长远规划，以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