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 16%，台湾五年的整体存活率为 15.7%。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和台湾的开展，早期肺癌 5 年生存率已达到 70-90% (台湾平均大于 80%) 。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 8-10%。

乳腺癌

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 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 98%。台湾早期乳癌治疗 5 年存活率第零期为 97.5%、第一期为 95.6%。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 3-4%，但治疗水平很低, 五年生存率仍不到 60%。美国乳腺癌在 Ⅰ 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 80% 多，中国在 Ⅰ 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 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

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 280 万，即每 5 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 1 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 5 年生存率接近 99% 。台湾五年平均存活率为 >90%，在中国，5 年生存率仅为 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台湾比中国多 6 年甚至更长时间

医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以及台湾的完全不同。在中国，医学院学习 5 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和台湾，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 5-15% （台湾为顶尖 1%）可以被录取。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医学院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医院继续进行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 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做 2 至 3 年的 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在台湾或美国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高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 13 至 15 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 30-35 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和台湾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台湾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 10%。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和台湾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和台湾，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服务。美国和台湾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 2%，也就是差不多 1/4 的人口只占用 1/50 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 13.6%，英国 6.8%，日本 7.2%，德国 10.7%，台湾 6%, 而中国仅为 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 5 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和台湾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诊疗设备研发，和临床试验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台湾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甚至与台湾同步。

监督机制

美国和台湾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和台湾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学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和台湾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参考资料

张玉蛟 Joe Y. Chang, MD, PhD, http://faculty.mdanderson.org/joe_chang）

台湾癌症登记中心

从癌症存活率对比看中、台、美医疗差距